省管企业成本管理经验调研成果交流会召开

而今天某些人在送礼行贿时爱说的口头禅孝敬领导，也可以从一个侧面透露出儒家为民父母观念的黑色幽默意味。

只是由于佛家以空为本，所以他们才偏爱非正非反，轻视亦正亦反，只承认非正非反为中，贬低那亦正亦反为假[ii]，拔高非正非反为终极层，压低亦正亦反为次极层。壶子曰∶"乡吾示之以天壤，名实不入，而机发於踵。

（同上） 3、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正和反，从逻辑的推演来说，并无价值上的褒贬。如此两种理解，在逻辑上皆无不可。而佛则更高一筹，觉悟到事事物物之非如非异矣。当然，那个"一"，此时则藏在"二"中或体现为"二"了。

但似绝少有谁注意到这里亦作四重分别者。须得注意的是，他这里所谓的"言忘虑绝"，在他的意义上说，不是说真的不要言虑，而是说不能以通常的言虑去思议，只有运用忘言之言、绝虑之虑，方能明白非依之依、无得之得的真谛之所是。皮锡瑞虽然肯定陈寿祺发明叔孙通撰辑百三十一篇之说，却并不否认此百三十一篇为河间献王所得、复为刘向所整理、乃至最终由二戴所分别删定这一传承脉络。

另如《中国历史大辞典》、《哲学大辞典》、《辞海》等工具书之曾子条，亦皆按此说著录曾子生卒年。也正是通过格物且物格，而后才得以知至、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已若兹监，惟曰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17]成王所谓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18]乃至孔子所谓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19]等等。但是，王守仁却起而反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他批评朱熹务外遗内，博而寡要，是告子‘义外之说。

[35] 见梁涛《〈大学〉早出新证》。在这一方面，大学之道的道德社会说无疑也是基本上可以直承地予以接受并发挥其现实作用的。

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的严重现实，直接引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在叔孙通与河间献王之间，究竟是谁首先辑得包含《大学》在内的百三十一篇，这在目前是一个难以考定、但也不必考定的问题。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而使有德无福、无德有福、德不胜诈、德不胜力一类现象往往存在，这也导致许多人认为道德是一种迂阔而不周世用的赘物，从而影响其道德信念的确立。何从而用其正之之功乎？盖心之本体本无不正，自其意念发动，而后有不正。

照此解释，八条目的起点就确定在格物一节了。正是有见于此，唐君毅说：据《大学》之释明明德，乃以人之明德，上原于天之明命，而为一内在人心之光明之德。又曰：诚其意者，自修之首也。[69] 《大学问》，《王阳明全集》，第972页。

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则欲动情胜，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关于前一个问题，从《大学》文本来看，应该是以格物作为成德进路之起点的：格物乃是明明德于天下、治国、齐家、修身、正心、诚意、致知的先在或初始环节。

[24]首先对朱熹的说法提出讨论的是清代崔述，不过他的结论只是，《大学》的思想内容盖曾子得之于孔子，而后人又衍之为《大学》者也，[25]也就是否定了曾子本人的参与，而将记述者下推了一代或数代，与朱熹的说法实际差异不大。[73] 见《礼记·大学》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第1673页。

[58] 见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第210页。[38] 转引自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8月版，第180页。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而首章之末按语又明言《大学》之经乃曾子记述孔子教言，其传则为曾门后学记述曾子之意。意诚以下，则皆得所止之序也。即使此说尚存疑问，那么河间献王卒于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如此则《大学》成篇最迟不能晚于公元前130年。

[26] 参见《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徐复观文集》第3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244-245页、第279页注9。在这一方面，大学之道的本末内外观基本上可以直承地予以接受并发挥其现实作用。

真正坐实《大学》作者的是南宋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朱熹似言《大学》之经为孔子自著，其传则为曾子亲作。

2、大学之道的体知基础那么大学之道的成德进路何以实现呢？《大学》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88] 朱熹《四书集注·大学章句》，第6页。

当然，德福相悖和德福一致是道德哲学以及道德形上学中非常复杂的问题，在此只是顺带涉及，深入讨论则需另具专文。[83]以正心、修身来说，《大学》传七章释正心修身曰：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33] 见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第80-88页。[31] 见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209-210页。

[49] 参见《元史·选举一》，《二十五史》第7册，第669-672页。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功领域既具有分途平行的关系，又具有由齐家可能达于治国、由齐家治国可能达于平天下的升进关系以及平天下必先齐家治国、治国必先齐家的蕴涵关系。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洎乎中唐，韩愈鉴于佛、老二家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

其三，从社会历史经验来看，有德者或许先无福而后有福，无德者或许先有福而后无福。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

3、大学之道的思想影响《大学》从成篇直到北宋儒学复兴之前的千余年间，作为经学化的《礼记》中的一篇，并未受到特别的重视。但是，由于《大学》中不仅引有孔子之言，而且引有曾子所论，因此，所谓孔氏之遗书就不当坐实为孔子本人著述，而只能理解为孔门之遗书，这样，二程对于《大学》作者的判断就只是一种泛论了。这就不是将修身成德作为个别人或少数人的专利品以及社会的点缀物，而是将其作为人皆可行且人皆必行的常道以及社会的常态，其指向无疑在于一种德性周洽的道德社会。平心而论，朱熹以格物为起点的格物致知说比王守仁以良知包揽内外的致知说更能圆满解释八条目的成德进路，也更符合《大学》的本义。

其条理功夫虽无先后次序之可分，而其用之惟精，固有纤毫不可得而缺焉者。[82] 朱熹《四书集注·大学章句》，第6、11-12页。

这样一来，《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书就构成为孔、曾、思、孟之间没有缺环的完整的思想谱系，从而由孔子上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浑无罅缝的教言，直到孟子关于内圣外王和心性天道的十字打开的论说，再到标举四书学的程、朱的阐发，便形成一个基于学统递续而一体贯通的严密道统。郑玄注致知在格物曰：格，来也。

[41] 《史记·五宗世家》，《二十五史》第1册，第178页。这样的社会，无论其物质上多么充裕，现代化程度多么高，由于缺乏基本的和谐，故必定是一种非人性或反人性的社会。